萧平
明代人张岱说过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不知为什么，在伯乐兄提出要我为他的新画册作序时，即刻想到了这句话。
作为书画家的伯乐，癖于书画自在情理之中，这仅是其一。其二是他对书籍的痴迷，他的藏书，是苏州艺术圈中人所皆知的。
近来炎热酷暑，他因眼疾开刀，其苦可以想见。若究其原因，其之所癖总脱不了干係的。笔者与伯乐有同好，故略能知其苦乐，或许算得惺惺相惜罢！
张岱从癖、疵论到深情与真气，实在妙得很。深情与真气，其实就是真性情。这真性情便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了。古代徐文长是这样的人，表现为激越狂放；现代黄永玉大约也是这样的人，其执拗不拘的个性，鲜明而深刻。
伯乐同样具有真性情，却不同于徐与黄。他文静、含蓄、又谦虚，但也不乏固执与倔强的。八十年代后期，画坛一些人刮起了“中国画危机论”的阵风，一时间竟遍及全国。不少人因之乱了方寸，或趋“洋”，或趋“新”，即古城苏州，似亦不能幸免。伯乐则闻风不动，静观其变，依旧故我。
在商品“大潮”面前，世间名利的追逐已经不择手段了。画坛如何能不动，赶“时风”，走“捷径”，比比皆是。他却在其《砚边随想》中，坚持着——学画无捷径可言，“只能一步一步渐进，弯路、歧路在所难免”，“不经劫难，是取不到真经的。”这样的不合“事宜”，正是他的真诚和可爱之处。
还是张岱，他引过唐太宗的话：“人言魏征倔强，朕视之更觉妩媚耳”，并由此分析徐青藤之画：“离奇超脱，苍劲中姿媚跃出”。是啊，倔强中透出妩媚的才是真的妩媚。
伯乐与我同龄，都生于壬午。三百年前的壬午，诞生过两位划时代的大画家——石涛和王原祁，他们都曾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。伯乐又与南社诗人柳亚子同乡——吴江之黎里。三十六年前我曾去到那里，早春微雨中的黎里，在我梦中留下了最为妩媚的江南词境。这一境界，正是伯乐笔端灵秀的根源罢！
我们相识近三十年了，却并不“热络”（吴语，指密切），清淡如水，只在随意中相互关照着。前两年，我在编写有关龚贤的书画册，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清宣统年间印刷的珂罗版龚贤册页，是我以往欲觅而不得的。“这才是真朋友！”当时我这样想，心里热热的。
七十年代中，我常去苏州，每次必到“远香楼”——李秀成王府旁的一座旧楼，当时为苏州画院所暂用，主要看望吴养木先生，其他同道也一并得以相晤。记得大家都在自己的台子上作画，只有伯乐时而作画，长幅挥洒，颇有晚明人的气势。那时养木先生就对我说过“他在学张瑞图，很有样子。”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，至今不忘，可能也是与我有合的缘故罢！
他的书，其实并不止于张瑞图，倪元璐、王觉斯，甚至于宋人都有涉猎，参差错落，随意变化，已具自家面目。近些年，格外遒劲老辣。他把这作书的笔用于作画，气象便不同于一般了。
中国的诗文书画，是难以分割的整体。如前所述及的徐青藤，就很难说清他的诗文第一，还是书第一？画第一？正所谓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书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，又是一个辉煌的传统，是中国人的独创。伯乐是有古风的，他必赞同我的观点。
前面说伯乐其人、其癖、其书，其实也就说了他的画的一大半。文如其人，画何尝不如其人。他先后赠我两本画集，第一本出于1989年，第二本则在1999年，相隔整十年。十年前，他以人物为主，偏于简洁，大都写古之贤者，方脸长鬚，眉眼间与他自己很有一些相似。观鱼的莊周、炼丹的葛洪、爱鹅的羲之、挥毫的张旭、烹茶的陆羽、醉酒的李白以及觅句的苏东坡、赏莲的周敦颐，还有“竹林七贤”、“饮中八仙”……无不在他笔下焕发神采，又无不反映着他的情怀和追求。他并未作过多的考证，这些先贤久在他的心底，都变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，与他的性情融化在一起了。
就技法而言，伯乐得益最多的是梁楷和任颐。梁风子的简略和纵放，任伯年的精能和率意，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，以形写神，形神兼备，这一传统法则，造就了他的艺术新面貌。
近十年来，他似乎属意于山水和人物的结合，景扩大了，人缩小了。前贤的诗情词意，在他的作品中佔了突出的位置。我知道，青少年时，他就鍾情于此，现在的创作，是经过岁月选择后的一次“造境”。这“境”既存在于前贤的诗、词、曲、赋，又活现在他的眼中、心底，是他的理想，是他情感的寄托。
伯乐的这类画，一变简略为繁密，重叠的山峦，茂密的森林，皴之又皴，染之又染，他借取了龚半千的手法，造就了苍莽而深郁的境界。
王国维论诗词境界说过：“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。因大诗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，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此论移来评画同样合宜。“造境”离不开自然，其基础就是写实。伯乐坚实的写生功夫，正是在“造境”中得以充分发挥的。
“有约相攜过桥去，隔溪别有见山亭”。这是伯乐兄用以题画的句子，正可借作共勉，聊以结束此文。当他的眼疾痊愈后，另一片新境界会在他的前头。
庚辰大暑于金陵爱莲居
文章来源：艺术家供稿
原文刊载在《岭东》第三期“展览预告”栏目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