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讲：赵炜
我先来个自我介绍，我23岁从部队转业后调到总理办公室，干了十年。因为我下乡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不能长年工作。组织上照顾我，就让我去疗养。在我疗养前，邓大姐的秘书年龄大，身体不好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，组织就找我。就这样，养了四个月的病后，1965年12月1号，到邓颖超同志那里上班。上班没多久，发生文化大革命。总理值班室人少，邓大姐领导的妇联又被“靠边站”。这时两位老人家商量，叫赵炜回到总理值班室去帮忙。这一帮，一直帮到总理去世。邓大姐是1992年7月去世的，所以我在西花厅整整待了37年。这37年，21年给总理服务，27年为邓大姐服务（文革十年，赵炜同时服务周邓二人，编者注）。一个人能在两位伟大领导身边工作这么长时间，对于我个人来讲，是很幸福很自豪的。
远大理想 坚定信念
今天我到这，给你们讲一讲，周总理和邓大姐永远激励我前进。我从什么给你们讲起？我觉得首先是讲理想和信念。第一个讲周恩来的党性修养，这里面我也会讲到邓颖超，党性修养首先是有远大理想、坚定的信念。我想从邓大姐缅怀周总理的遗作《从西花厅的海棠忆起》开始讲。
这篇文章很多人看了很感动，说是一篇好文章。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们引几段。这里面首先讲的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。这里我插一句，总理到法国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同学好友，女的。她和总理一起到了法国，因为她欣赏法国的生活。周恩来是寻求革命而去的，所以就分手了。因为总理和大姐在“觉悟社”里认识，周恩来总理就掉转头来追邓大姐，写明信片。邓大姐奇怪，他有女朋友追我干嘛？就没理他。结果周恩来等急了，就跟她说我已经跟那个谁谁谁分手了，这时候邓大姐才明白，哦，追我了。她妈妈不同意，她妈妈是很有文化，很开明，周恩来又在国外，就说先等等，别答他。周恩来的明信片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邓大姐想不答复不行啊，就答复。他们两个后来定了以后，也不谈情说爱，就谈国内外革命的信息。当年他们有一百来张明信片，后来因为战争就没保存下来，其中有一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，总理在明信片上写了“希望我们两个人，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，一同上断头台”。因为他欣赏邓大姐的革命意识，邓大姐在天津，十五岁就是演讲队长，她在学校就很出名，很出色。
邓大姐说他们俩是幸存者，说“恩来同志，有外宾问你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？你说：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，我们亲密的战友们，就有使不完的劲，要加倍地努力工作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”文章里还写道： “我们的共同生活，把我们的相爱融化在人民中间，融化在同志之间，融化在朋友之间，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”。“因此，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，不是为爱情而爱情，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，是永恒的。……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、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，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，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、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。”
“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、国内新思潮的影响，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，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，而是上升到为革命、为理想共同奋斗，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；而且，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、国家的利益、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而把个人的事情、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。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，不屈不挠的，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，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，不计个人的得失，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，不计夫妇的分离。”
他们两个人结婚以后，在解放前，分多聚少。而且，周恩来总理到哪去干嘛，他不告诉邓大姐。八一南昌起义，那不像有些电视在胡扯。大姐说，那天晚上总理回来告诉我，晚上要到九江，一会吃完饭就走。他们长年的积累，只服从革命战争需要，从来不说不问。邓大姐根本就没下楼，总理拿着包就走。八一南昌起义了，枪打响了，第二天邓大姐从报上才知道：哦，恩来跑到南昌搞起义。他们从来都不用说，所以，他们有同样的理想和信念，他们才走到一起。
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
第二，我要给你们讲什么呢？总理有句话，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，这指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。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十来岁的孩子，问我，在文化大革命，总理为什么不起来反对？我说，你这样说我理解，因为你不理解当时的意识情况，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这一段。
提问题的人他不太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，对国家、对民族负有那么大的责任，面对极为复杂的环境的时候，如何去权衡利弊，考虑和处理问题。当时环境那么复杂，存在许许多多制约的因素，对负有这么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，他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，在文革当中，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很小。一种选择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，不赞成那样做。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候，周恩来根本不在，不知道，他一回来，文革已经发动了。怎么办？你不能反，反对文革就是跟毛主席敌对，你立刻就会被打倒。这是不可行的。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实际所做的。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，有时确实说了一些违心的话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，但要想尽办法在工作中尽可能减低文革所造成的损失，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创造种种条件。
在文革当中，许多事情也只有周恩来总理的话能多少起到点作用。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怀着那么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，他怎么可能不顾一切任意地去采取行动？不会的！他在文革当中讲了八个字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这就是周恩来总理在党和国家、民族危难时候的思想和行动。在这两种选择当中，做出了最后一种选择，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，只能选择这条道路，忍辱负重，力挽狂澜，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当中，尽可能使我们的国家、人民减少损失，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，他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的、靠边站的老同志、部长都扶起来。我告诉同志们，当时总理是孤家寡人，一个人啊！部长全都惨了，有的总理找都找不到。当时找吕正操，铁道部长，找不到，给人弄到了丰台，当时的丰台离我们那里很远，不像现在“呼”地一下就到了。找到后赶快要解救，不然铁路的客运、货运都要出问题。当时不是有一个社论，老同志应该都听说过，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实际上这个社论就是针对“四人帮”的，你要革命，我得抓生产，不抓生产，人吃什么？国家怎么办呢？国民经济能运转吗？有的部长就给弄死了，周总理很伤心。张霖之（原煤炭工业部部长）给弄死，当时总理一听就气得要死。找哪个部长不在，就知道被红卫兵捉了，那得赶紧解救。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里头，总理有时是个救火队队长。哪里都要找他。就在那种情况下，总理在四届人大的第一次会上，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，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。另外，当时他面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，在那样的复杂关系里，也只有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，维持这个大局。
有人问我：总理为什么不跟江青们斗？总理是有原则的，该斗就该斗，原则不放弃。不该斗的，生活小节就放弃。江青一个秘书不好，警卫不好，也得找总理去，总理变成她的大管家。管不管呢？管！因为这不是重要的问题。看在毛主席的份上，得管。
再看一看，他住进医院，又是怎么样治疗和工作的。1974年6月1号，实在不行了，第一次必须住院。他到1976年1月8号，整整住院587天。这个时间你们看看这几个数字：587天，先后做了14次大小手术，平均四天一次，他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61次，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同志谈话55次，接见外宾63次，召开各种会议48次。总之一句话，没有静下来，放开工作，养病、治病。刚开始住院的时候，秘书都不去，文件挑好了，由邓大姐去医院带着，他自己看。后来，他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，文件由邓大姐带去，邓大姐念。到最后三个来月，总理点名让我陪邓大姐到医院。只要我们一到，医生护士全离开，我就念文件。
有人说他这样坚持，图什么？他也不是想争第一把手，周恩来总理这一生，他没有想当第一把手。他从念书的时候，在学生干部当中他全干人家不干的琐碎工作，他从年轻就养成这样的心态。都知道他没有什么财产，也没有子女，到晚年的时候，政治环境是那么不好过。1972年，发现他得了膀胱癌，要按一般人来讲，就应该休息，不工作。周恩来可不是这样的人，坚持到了1973年，不行了，医生说必须得休息半个月，到了玉泉山。半个月其实也没休息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治疗，接着就是干活。如果要换另外一个人，我不干了，治疗，那么好的条件，不会死得那么早。但周恩来放不下。所以他自己说了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
毛主席去世以后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那么快扭转局势，这里应该说包含了周总理在不为理解的情况下，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。这一点，胡锦涛书记在周总理110周年诞辰讲了：从中国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，没有周恩来总理给我们准备的各种条件，是不可能的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。陈云同志讲过：没有周恩来同志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周恩来同志呢？当时周总理的所作所为，历史给他的回旋余地太小了。他在那么有限的空间里面，献出了全部心血、智慧和忠诚。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记者的时候，记者就问他：你怎么看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？他说什么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说了好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，但人们原谅他，因为他不做这些事，不说这些话，他自己也保不住了，也不能在其中起作用，起减少损失的作用。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。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地工作，他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，有时超过16个小时。毕生如此。
1979年，邓颖超到中央党校作报告，党校学员说：邓大姐，你能不能评价周恩来几句？邓大姐说，我从来不评价他，今天对你们党校学员我例外，我说几句。周恩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困苦面前，任何风险面前，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批评、打击，在曲折的面前，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。一直保持坚定的信仰，坚定的立场，坚定的奋斗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真的，我在他们身边我从来没有听过邓大姐怎么说总理。所以她说的这几句话，含义特别深。
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记得他们两位跟我讲，我们要像春蚕一样，尽力地来吐丝，到生命停息。我们老了，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，争取一分钟的时间，多做一分钟的工作。要抢着时间工作才行。总理是这样的，邓颖超也是这样。由于总理的长期辛苦劳累，所以他在理想和信念的支撑下，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，真正的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这是我在他身边亲身体会到的。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
接下来，我要讲的是，周恩来的思想风范，他牢记党的宗旨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热爱人民、心系百姓、执政为民。他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然后在1943年写下的“我的修养要则”，里面就有一条：我永远不与群众脱离，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。他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。总理什么都管，他反复强调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。我们国家的干部是公仆，应该为人民服务，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，真正地心系人民，急人民所急，忧人民所忧，哪里有灾情，哪里有困难，他走到哪里。他是几十年如一日啊！
这里边，讲几个故事。一个故事是总理到十三陵。北京有个十三陵水库，他带领国务院的部长去，打着旗，他跟大家说：“今天这里，没有首长也没有总理，都是普通劳动者，要创造一种热情的上下平等的劳动关系。周恩来总理中午在工地领馒头、领咸菜、领开水，席地而坐，谈笑风生。一口咸菜一口馒头，喝着水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工地每个干部是一碗饭，年轻的人像我们打个饭要二十分钟，他呢，打个起码得半个多钟到四十分钟，晚上回来，总理跟大姐一样，站着队，排队领饭，不许搞特殊。这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作风。
在上海，总理送蓬皮杜那天下着雨，外宾上飞机要走了，总理不让工作人员给他打伞，有人送伞，总理拒绝。等到外宾走了，有人给总理递一下毛巾，让总理擦一下嘴，总理说不要毛巾。为什么？总理说，那么多群众都淋着，我打伞？叫机场的工作人员过来，马上烧姜汤，把所有在这地方送外宾的人，一人必须喝一碗姜汤再走。这就是我们总理啊！国家大事那么多，这么点小事他想着，他心里想着人民。
你比方说，有一年农村的人民公社，办食堂没办好，后来中央要马上研究这农村食堂，总理就到河北邯郸公社，当时妇联，大姐也带队一道去了。到那，跟县委书记在那动员，都说好没说坏的，其实总理就知道不好，有人反映。总理左启发右启发，一个小伙子，说：总理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假话。总理说：真话！他说：食堂好，吃不饱。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开完会，总理就到社员家串门。这个说话的人叫张二柄（音），前几年去世了。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，因为他自从那以后，每年都给总理写信，总理就让我给他寄点小米什么的。总理了解他的情况。总理走着走着，看见一个女社员，问她你家在哪？她说就在这。他说走走进去看。她说我丈夫有病。总理说：不要紧不要紧。总理进了以后看到一个人躺着，背着他。有人就跟躺着的人说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起来。他也不知道是谁，就爬起来了一看，是总理。赶快找鞋，就往下找，他找到一只鞋，还在找另一只鞋。总理蹲下去给他拿另一只鞋递给他。这个社员感动到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说：总理啊，谢谢您！谢谢您！您得保重。
这是我们总理，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。所以群众为什么爱他、怀念他、要学习他？他经常跟我们讲：“你们记住我是政府的总理，是共产党员，也是普通劳动者，你们在我这里工作，做任何事情必须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，跟政府联系起来，跟人民联系起来。”这就是总理。文化大革命啊，总理宣布我值班室电话24小时有值班的。大姐跟总理都教育我们，任何时候不能不耐心，不能跟人发脾气。有的电话，我们上去接过来，有的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，你只能：好好好。能说什么？总理教育我们，你不要盛气凌人，你不要以势压人，你不要有优越感。我们能忘吗？我们不能忘！
严于律己 廉洁奉公
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人生的调色板当中，最浓墨重彩、光华夺目的，是他们始终严于律己、廉洁奉公，凡是国家、党、国务院规定的什么制度，他们是身体力行，一点不许马虎。而且有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他们遵守得太过分了。
你比如说，他们从来不在工作的时候，要求喝水。对我们要求是，第一到外面不许买地方土特产，第二不许帮他们接受什么礼物，谁接受礼物谁吃亏倒霉。他们对他们亲属的要求，不能靠着总理沾光。跟总理很熟的，给总理当了十一年警卫，后来是福州军区的司令，福州地区出口的嘉应子，邓大姐挺爱吃，他有一次就给她寄来了两盒。总理和大姐就说：赵炜写封信寄五十块钱。我说：大姐，您这不是整人吗？最多就二三十块钱，您要不寄三十？大姐说：不行！五十！写封信，叫他下不为例。好，我给寄了信。等到我见了司令员和他夫人。他们说：赵炜你干嘛呀？我说：我干嘛呢？听你们说的，我还挨批呢，少寄二十块钱都不行呢！
1960年，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家乡给送的馓子。这么大圆桶，这么高，两大桶得多少油和面啊！我们值班的时候收到的，都吓一跳，没敢往办公室拿。正好我们有一个过道，总理下了班必须经过，东西就摆在那，总理看见了，值班的准备报告总理，刚一见总理，总理就说：这是什么？值班的说：“淮安送给您的馓子。”总理当时退不得，东西会坏，浪费了物资。他说：能退的全退了，然后给一百块钱。那时候困难一百块钱很多，我们工资才几十块钱。他说：地方中央的红头文件都说不许送礼的。我们二话没说，因为知道总理的脾气的，赶快寄回去。这就是总理，严于律己，廉洁奉公。
周恩来和邓颖超去世，他们没做一件新衣裳，骨灰盒是用一个。总理追悼会后，邓大姐说：你们把总理的骨灰盒保存好。等我死了以后，就用这个骨灰盒。我一听，就说：大姐干嘛这样？那骨灰盒值不了多少钱，我不会跟组织要，我是拿你工资的钱，给你挑个好骨灰盒子。她说：没必要。那是给活人看的，就那么一会，你要一把火就烧了。衣服也是烧了的，骨灰一撒就没了。要骨灰盒干嘛？别买！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，省点，交党费。
其实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些事情？今天用到我们现实来讲，你在什么工作岗位都不可以不廉洁，你要爱党敬业，努力工作，你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对你的希望。
有的时候，他们要请客，给外宾送花，他非要自己掏着花钱。我跟同志们讲，有些人说，赵秘书你帮我把花送过去，我说不能要，待会指不定还得跟我要发票。大姐会说：多少钱？发票呢？我们到外地，总理和大姐要求，不许配餐，不许接送，不许吃特殊的饭菜，和家里一样。要交伙食费，按工资交，他们自己也要交十块。接外宾，外宾没到，找个房间休息。他们非得自己付房费，弄得北京饭店的人哭笑不得，不收不行。所以我们觉得过分就这一条，他就觉得，我的工资用不完，这是人民给我的，我用了钱就减少人民的钱，就这道理。
邓颖超偶尔跟周恩来总理出去，这位老人家跟着服务员住一个套间的房。在家看的电影，总理都自己掏钱，一部片子十五，他们就这样。所以有人说：总理和大姐这样花钱，请这个那个的。我们可请不了，没那么多钱。他们是觉得，我们多花一分钱给国家多省一分钱。这钱也是人民给我们的钱。
邓颖超虽然是周恩来的夫人，但从来不拿周恩来的名义去干事。邓颖超很有原则性，该做不该做，怎么做她都有分寸，她有她自己的地位，她不是说借着丈夫来抬高自己。她没有这个必要。周恩来说的话：对自己要自勉自励，应该严厉，对人家应该寛一点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。这就是他们的思想风范。
实际学习他们的精神，学习他们怎么做人做事。我记得邓大姐九十诞辰，在大会堂举行座谈会，佛教的一个领袖人物，他说：周恩来邓颖超这一生是严肃对待自己、认真对待事、真诚对待人。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。所以说，正值建党九十周年到来，各方面都要掀起学习党的历史，教育后人，学习革命的前辈。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很好的学习榜样。学习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，要像他们那样做人做事。周恩来讲：人生为奋斗而存。邓颖超的一句话是：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两位老人病重的时候，已经快看不见听不见了，没有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。邓颖超也是，只有一天一夜，心里衰退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我希望今天来到听讲座的朋友们、领导们、同志们，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岗位上，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，永远要跟党走”这是永远不能动摇的信念。因此我们要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领导下，贯彻十五大精神，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十二五计划，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直推向前进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，相信我们的祖国会更好。
岭东专稿，转载请注明出处录音整理：本站记者
